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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在长春长大,在兰州变老,几十年,雄关漫道,退了休,迈步从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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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与粮食有关的往事  

2014-01-19 18:43:1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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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孤城长春的粮荒
       1948年,长春被围困,当时我们家就在城中。从夏到秋,城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少,到后来几乎十室九空。印象中,那是非常寂静的岁月,只有空投粮食时飞机发出的轰鸣声,偶尔打破沉寂。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枪声炮声,对城中百姓来说真正的威胁不是枪炮,而是粮食的极度缺乏——有钱买不到吃的,一枚金镏子换不到一个窝窝头。在没有硝烟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中,粮荒耗尽了不少无辜的生命。侥幸的是,我们一家老小熬了过来。悲哀的是,还有很多不幸的人。
        购粮证上的甲乙丙丁
       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粮食开始统购统销了,买粮要到东门路新开张的公营粮店去买,后来又有了粮本、粮票。起初,做小生意的也可以从粮站卖粮,后来对他们的管控逐步收紧,街头卖切糕的、卖馒头的、摊煎饼的、炸油条的就慢慢就消失了。长春人大概记得每月二斤白面的时代,殊不知,长春也有白面卖不动的时候。1955年前后,长春出现了细粮滞销,粗粮供不应求的局面,当时人们挣钱不多,出一天苦力所得不过八毛,六、七分钱的苞米面、杂合面自然比两毛多的白面更受青睐。于是管理者把购粮证分成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类,封皮上盖有“甲”印戳的不得购买粗粮,只能卖大米白面;“乙”和“丙”也要购买一定比例以上的细粮,只有“丁”可以不买细粮。
       甲乙丙丁的分类是从居民组上报每家的收入开始的。结果我们家是“甲”,于是好长时间没有吃过窝窝头。那时的居民组管好多事(由于时常代表家里参加居民组的会,所以知道一点儿),比如组织读报、给自愿军炒炒面、抽人抬伤兵、摊派公债、检查卫生······。居民组里选有组长 和治保主任,治保主任是我们的邻居,一个跟随张作霖父子多年的东北军老兵。
       城市移民
       刚上小学六年级时,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学生转学了,她的名字叫王月琴,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,老师在课堂讲了一下,说她的家要到乡下去了,还说了她是个好学生,很舍不得她走之类的话。当时长春动员在城里生活困难的家庭到农村去,王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走的。21年后,和王月琴命运类似的人,偶然在青海碰到。1976年9月初,36次列车途经乐都车站时,上来一位青海农民,奇怪的是,他说话却是天津口音。 一打听,原来是1955年的天津移民。他说他家在离乐都县城几十公里的山沟里,他一直没有回过天津,这次是亲戚寄了路费他才成行。他四十多岁的样子,脸颊上两朵高原红,身着一身破旧的棉袄棉裤,看上去和穷苦的西北老乡没有一点儿区别。因为穷离开天津,结果,变得更穷,这也不奇怪 :移民也好,下乡也好,本来就不是扶贫,其初衷不过是要减轻城里粮食供应压力而已。1968年出现的口号“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印证了这一点。
       苞米面做的炉果和亩产几万斤的卫星
       1955年长春大水,1958年长春又大旱。大旱那年夏天,学校组织我们去城西郊的朱家窝棚抗旱。朱家窝棚在通往乌兰浩特的公路边上,挺远的,走了几个小时才到。长时间无雨,地里很旱,当地农民(合作社社员)在地里挖井。我们则端着脸盆浇庄稼。在朱家窝棚,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大米饭加拍黄瓜。不知怎么回事,那一阵子,都是大米;在家也是,不是大米饭就是大米面发糕;白面很难见到,商店里的炉果(一种糕点)也是大米面的。到了年末,大米也少了,炉果只好用苞米面做了。
       1958年秋季一开学,初三了。那个学期荒唐事做了不少,其中土法炼焦最为难忘:我们一大帮学生把好几吨大块煤以及木材、砖块拉到河边的大堤上,然后用砖围成几个圈,在圈里把木材点着,再把大块煤放到木材上,等煤堆熊熊燃烧后盖上些土 。据说如此这般,到第二天早晨煤就变成焦炭了。于时我们满怀希望地守了一夜,等天亮扒开一看,哪里有什么焦炭,全都成了灰。荒唐不只我们学校,从学校的读报栏里,可以感觉到别处的荒唐。比如全国农村争相放高产卫星,有的高产卫星居然放到了亩产十万多斤,十万多斤,相当于一块方桌大小的土地上产出了一麻袋粮食。可能吗?但凡有点儿大小、轻重概念的人对这样的消息都会打上一个问号,可偏偏有人信以为真,津津乐道。
       盲流
       1960年,在长春,人们普遍开始感到粮食不够吃了,每月的第一天,东门路粮站外都排起几百米长的队伍,不少人头一天就来排队、排号。心急购粮,是怕断顿,家无隔夜粮,不是个别。
       比起每个月能买到供应粮的城里人,郊区一些种菜农户更困难一些。听一个家在小南的同学说,他家的供应粮被停掉了,搞得措手不及,无米下炊,不得不全家动员去撸草籽。
       长春最困难的人群,大概是从关里过来的盲流。由于就读的高中离火车站很近,有机会看到被收容或被遣返的盲流。衣衫褴褛的他们,排着队,安静少动,木然的就像一批要被搬走的货物,盲流是盲目流入城市人员的简称,实际上,1960年的盲流并不盲目,他们的目的很明确,——就是活命。不知道这些人的结局如何,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达到目的。
        锄禾日当午
       1961年夏天,学校组织我们到长春北面的榆树县参加夏锄。榆树一带称锄地为铲地,庄稼从种到收,讲究三铲三耥。队里派人给我们讲解了铲地要领,然后就跟着干了。半侧着身子,挥动锄把,用锄板两端的尖角,剔出禾苗间的杂草,再用锄板把田垄两侧的土壤搂松,就这样一步一步,直到把一条垄铲完。
       铲地的时候,都跟着“打头的”,大家就像雁群,头雁就是“打头的”,跟得上的就可以记十个工分。学生初学乍练,开始是狼狈不堪,过了几天,不少人也能跟上了。大热天铲地确实辛苦,“足蒸暑土气”“汗滴禾下土”。一个会唱二人转的老乡让大家苦中有乐,每当地头歇气的时候,他唱上几句,耍耍活宝,说些俏皮话,挺逗人的。
       榆树,地很多,一根垄,一两里长,是吉林的产粮大县,不过,那时候,分到种粮人手里的口粮也不多,糊口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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